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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業與法律的交匯處，稅務領域始終以其高專業壁壘與快速演變的規則著稱。這里既需稅務師、會計師的縝密，也離不開律師的思辨。當一位兼具注冊會計師與律師資格，先后歷經“四大”與紅圈所，最終選擇“二次創業”的先行者回望來時路，他的觀察與思考，恰似一把鑰匙，正在開啟有關專業價值、行業發展與法治精神未來之門。本期人文訪談，讓我們走近安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葉永青律師，聆聽他執業二十五載中，那份驅動轉型的“不安分”，與始終如一的專業“守初心”。

步履不停：在跨界中追尋專業本心

Q1：您擁有“律師”與“注冊會計師”雙重資格，最早在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并擔任德勤全國技術中心合伙人，是什么動因讓您決定從“四大”到律師的跨界轉型？

葉永青律師：這個問題很有趣。首先可能是一種骨子里的本能，因為我是學法律出身，當年誤打誤撞進入四大做咨詢，心中一直潛藏著一個念頭：如何能讓自己所學的知識、所受的訓練更好地發揮出來？所以，做律師一直是我心里的一個沖動。

真正的契機出現在2011、2012年左右。那時我在德勤擔任技術中心合伙人，看到了大量稅法解釋和稅收爭議方面的問題。恰好，當時中央報告里明確提出“依法治稅”的概念。這讓我覺得，從法律的視角去看“稅”，或許是一個更好、更不一樣的選擇。

那時也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決定出來。同時開始了解到，在發達國家，稅務律師長期在法律領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與會計師事務所各有擅長。此外也有一點小心思（笑）：當時做過比較，從個人收入看，律師比會計師高，稅務律師又比一般律師高。

當然，還有一個做律師的小夢想：想做一些公益法律事務。過去十年，我也一直和幾位朋友堅持在做這類工作。

總而言之，當時出來是抱著一個比較簡單的信念：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稅務律師未來會是一個非常有成長機會的職業。過去的十一年，我也確實看到稅務律師從幾乎無人關注，發展到今天有越來越多人主動進入這個領域，我很榮幸成為其中一員。律師是值得認真對待的職業，稅務律師在其中又格外特別。歷經十幾年的律師執業生涯，我愈加確信這一選擇的正確。未來，我會繼續努力做一名好律師。

Q2：成為律師之后，您認為稅務律師相對稅務師、會計師，在為客戶提供稅收法律服務的過程中能夠為客戶帶來什么獨特價值？更宏觀地看，稅務律師對當前中國社會的獨特價值在哪里？

葉永青律師：我對這個問題的認知也在不斷調整。

最早我認為稅務工作大致分三部分：一是稅收規劃（交易前的稅收考量與安排）；二是稅收合規（交易中的申報、計算與證據準備）；三是稅收爭議解決（與稅務機關的不同理解尋求解決）。我覺得稅務律師在規劃和爭議方面特色較強，因為律師更理解交易法律關系，容易形成更完整的規劃方案；在爭議解決方面，復議、訴訟更是律師的天然優勢。

但后來我的認知有所變化，無論是規劃還是爭議，會計師、稅務師和律師很多時候只是“手段不同”，一個好的會計師/稅務師也能在規劃和爭議中提供獨特價值，比如財務安排、會計處理或不同的財稅視角。畢竟，稅法很多問題本就源于財稅領域。

所以，我最終的觀點是，咨詢行業的底層邏輯本質上可能是相通的。會計師可能對稅法有很好的法律理解，稅務律師也可以對財務會計有深度理解。某種程度上，大家的終點會逐漸融合在一起，各具特色。

很多時候，這跟“人”的因素關系更大。客戶選擇顧問，其實是找跟自己理念相近的人。在這種選擇中，人的因素有時比職業標簽更重要。律師的競爭池子天然更大，不僅要和同行競爭，還要和稅務師、會計師競爭。我們固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如何展現，讓企業覺得你的服務更契合他的需求。歸根結底，可能還是人的因素起了更大作用。

隨著經歷增長，你會發現站在狹隘的職業視角談論優勢意義不大，很多東西最終是融合的。一個好的律師必須深入理解商業運作，一個好的會計師也必須理解商業邏輯，最終都是“殊途同歸”。很多人把“了解商業”理解得太簡單了，以為就是學點行業知識。如果只是知識，讀本書或AI一下就能知道個大概。但真正的了解，是要鉆進去，將行業的底層邏輯內化到自己的思考體系中，這要求非常高。我有個樸素的認知：當行業真正認識到這種深刻理解的價值時，法律服務的黃金時期才會到來。未來的競爭，將是思維能力和內化行業認知的競爭，這才是塑造律師獨特優勢的基礎。

Q3：從“紅圈所”到安理，您職業生涯中的第二次平臺跨越又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葉永青律師：這也是個有點糾結的問題。我職業生涯一開始就在非常大的平臺，非常感恩在德勤和金杜（各超過10年）的時光，它們讓我接觸到了非常多出色的人，幫助我成長。

但我天性中可能有點“不安分”，總想去看看不一樣的東西。第一次“不安分”是從德勤轉型做稅務律師，第二次就是來到安理。

當年離開德勤還有段小插曲。老板說不用走，德勤馬上就要成立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所以我其實2012年還在德勤旗下的勤理律師事務所擔任過兩年合伙人。這段經歷，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我對律師這個專業行業的信心和信念，也很感謝當年得到的這個機會。但我這類人，本質上對專業既有自信，又一直有學習的緊張感，生怕因為不夠專業而服務不好客戶。所以當時心里就想，一定要去一家真正的國內律所看看。于是我選擇了金杜，想了解一家優秀的律所是如何運作的。在金杜的十年里，我看到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組織，稅務業務在其中有點像一顆螺絲釘。我也有一些基于自己對制度理解的想法，想把過去在“四大”看到的以及理想中的發展想法，放到新的實踐軌跡中。這也是我和清友主任聊過后，覺得他的想法是我所認可和期望實現的。

這次不一定叫“跨越”，某種程度上可以叫做“二次創業”。說“二次創業”是希望在未來一段時間，把我對法律、專業服務接近25年的理解，以及對組織的一些想法貢獻出來，給我周圍的人帶來更多不一樣的變化。

另外，我在金杜的團隊已經比較大，成員各自也面臨著發展瓶頸，我們需要尋找一個能讓這個共同奮斗10年的團隊找到不一樣發展途徑的地方。這也是離開的一個動因。

總體而言，我現在的心態很簡單直接：感恩過去，珍惜現在，相信未來。非常感謝團隊能跟我一起做出這個選擇，這對他們很多人也不容易。本質上，可能還是覺得離退休還有段時間，還可以“折騰”一下（笑）。

行業洞察：征納博弈中的理性破局之道

Q4：在當前稅收征管發展變革的背景下，您認為，一個真正高效且具備抗風險能力的稅務合規框架，應具備哪些核心要素？

葉永青律師：我覺得一個好的稅務合規框架應該具備三個核心要素：

第一，合適的人。稅務合規領域，人的因素至關重要。負責合規的人必須對稅務風險有敬畏，不能膽子特別大、什么都敢做；同時要對稅法有信念，不能依賴與當地稅務機關的“勾兌”；需要具備一定的情商，能與稅務部門打交道，進行合理、有效的溝通。從企業的稅務總監到老板本人，都要具備合適的認知和心態。如果老板心態不當，要么導致稅負過重（盲目繳納），要么逼人做高風險的事，合規便無從談起。因此，人是第一要素。

第二，科學的體系與架構。合規單靠人不夠，還需要系統支撐。這個系統應涵蓋內控管理體系、科學的交易思考邏輯、有長期性的公司架構考量。因為企業運行的結構安排、公司設立、內控流程、交易設計、架構搭建等環節，都可能引發稅務風險。

第三，外化的能力。企業的合規處理最終要外化在與主管機關的互動中。這包括：接受檢查時的專業解釋能力，如何呈現交易讓稅務機關相信合規完善，如何尋找和利用第三方專業機構幫助。現在總局正在打擊違法中介，企業在尋找顧問時更要學會甄別真正的專業服務——專業是嚴謹的態度和全面的考慮，而不是拍胸脯說“能搞定”。

所以，企業要建立真正的合規框架，需綜合人、體系和外化能力（溝通及專家運用）這三方面，才能在當前環境下以不變應萬變。

Q5：您認為當前征納爭議日益增多的原因是什么？常有納稅人擔心稅務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會破壞“稅企關系”，作為常年同時服務納稅人和稅務機關的資深業內人士，您對此怎么看待？

葉永青律師：稅收爭議增多的原因也可以歸納為三點：

第一，宏觀經濟變化。當前世界經濟和國家經濟都進入一定程度的“內卷”期，在卷的過程中就會產生競爭或者沖突。財政收入壓力可能使政府更注重稅收征管，而企業成本壓力增大也使其更關注稅負，征納雙方對利益的訴求都變得更加強烈，沖突自然增多。

第二，轉型期的結構性變化。歷史上，我國的稅收征管相對溫和，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在高速發展中未被深究。現在隨著稅收法治化推進（如2019年后個稅征管全面收緊），許多歷史不合規問題暴露出來。這既源于納稅人以往習慣和對稅法敬畏不夠，也因為我國稅收法治發展一定程度上滯后于經濟發展。規則本身的不完善和滯后，留下了爭議空間。

第三，技術發展與治理變革。以往沖突少還有一個原因：雙方不易看清對方底牌，溝通多依賴本地化、個人化的渠道。現在，稅務機關通過技術、數字化系統幾乎能瞬間掌握企業大量信息，管理方式也從屬地化轉向總局可通過系統直接向基層派發疑點。疊加對稅務機關工作人員執法內外部監督的不斷加強，原本本地化的溝通渠道被削弱，變成了數字化、近乎全透明的剛性執體系法，面對突然難以有效溝通的機制，沖突便容易激化。

對于納稅人擔心破壞稅企關系，我想說：稅務機關是一個機構，機構本身沒有感情，因此不必擔心“得罪”。你是在與機構中代表公職的人員打交道，核心是“公對公”的規則探討。稅務總監省下的稅不進自己口袋，局長收的稅也不歸個人，雙方更多是在探尋國家稅法執行的合理性。

我的經驗是，任何時候都要尊重、理解稅務機關，堅持基于規則和專業事實進行溝通，就事論事。我跟稅務機關打交道多年，也曾代表納稅人告過稅務局。如果打一次官司就得罪一次，我早該出國流浪了（笑）。很多時候，通過復議、訴訟這樣的正式途徑把問題辯明，反而能“不打不成交”，建立更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關系。所以關鍵是Don't take it too personal（別把事情個人化），以專業和規則為基礎進行互動。

遠瞻新局：全球稅改下的中國應對

Q6：您連續多年被多家國際知名法律評級機構評為中國稅務領域“第一等律師”，并榮獲《商法》“睿見領袖”等行業大獎。您認為當前正在進行的全球稅收改革會對中資跨國企業帶來哪些新型挑戰？

葉永青律師：中資企業出海已是必然選擇。在此背景下，國際稅收環境的變化帶來兩大挑戰：

第一，中國企業要適應更復雜的國際規則，克服“水土不服”。國內稅收環境相對寬松、偏重個人化溝通，而出海要面對發達國家更復雜、更剛性的稅收法律體系。這是企業首要應對的挑戰。

第二，國際稅收環境正處于快速變革期。從2015年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BEPS行動計劃，到現在的支柱一、二，因財政沖突和企業跨國流動引發的稅收挑戰，是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例如，互聯網業務如何征稅和分配，規則仍在建立中。因此，企業將面臨一個比以往更動蕩、更復雜、規則間沖突更多的國際稅收局面。

對此，我的建議有三點：

1.思想上盡早準備：認識到國際稅收的復雜性和影響，對規則心存敬畏。

2.人、物、體系上盡量籌備：尋找合適的專業伙伴，在人才、組織和內部管理制度上，盡早構建國際化管理規則和資源配置，如建設國際化團隊。

3.建立危機應對能力：在體系未完全建成前，危機應對能力是首先要建立的。總部需形成高效管理結構，以便迅速應對海外稅務爭議和危機。

Q7：作為一名業內公認的“學者型律師”，您同時擔任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和財稅法學研究會理事、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學術委員，并積極參與稅收法規政策的制定和研討。您對中國未來一段時間的稅收法律制度建設和稅收監管環境有哪些預期？

葉永青律師：國家提出“稅收法治”，黨的二十大也明確把財稅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石。財稅體制決定資源分配。未來稅法體系建設，需要更精細地平衡納稅人與國家的關系。因為錢留在社會（企業）更有效率（激發企業活力），而集中在政府則更側重公平、兜底與保障。兩者需尋求平衡，這是一種精細的社會治理認知。治大國如烹小鮮，必須在政府（追求公平與公共服務）和企業（追求效率與發展）之間找到精準平衡點。

因此，我對未來的期待：一是更堅定地全面走向法治化。我國稅法已基本完成立法，下一步重點是啃下《稅收征管法》這塊硬骨頭，它是平衡征納權力的關鍵規則。

二是在稅收爭議上，雙方有更平和的心態和更好的處理方式。稅收爭議本身是稅收法治的表現，是形成稅法確定性和穩定性的過程。稅務機關應更適應納稅人提起爭議，納稅人也應更善于運用這一工具實現利益平衡。這其實回到之前的問題，大家不用過分擔心“得罪”稅務機關，只要基于規則和尊重進行專業溝通即可。

薪火相傳：專業熱情與長期主義的堅守

Q8：作為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多所高校的校外導師，您在培養年輕稅務法律人才時，最注重塑造他們哪些能力？

葉永青律師：我比較簡單直接，不固定一定要培養他們成為稅務律師，但希望他們能做到三點：

第一，綜合的思維和學習能力。這比知識本身更重要。要能貫通商業、法律、會計等不同領域的原理，把握問題本質。

第二，對某個領域的熱情和興趣。這是我多年觀察中認為對職業生涯影響最大的因素。我希望能通過交流激發他們的一些熱情。

第三，堅持。即使有機會跳槽或選擇，但在任何一個領域，如果沒有堅持，很難真正理解透徹。我非常佩服的一些前輩老師，他們作為律師永遠不會放下專業，這就是堅持。我自己雖“不安分”，但在每個地方都堅持了十年以上，這背后正是深入理解所需的韌勁。

Q9：您已在稅務法律領域深耕25年，組建了一支專注于財稅業務的隊伍，您認為團隊的優勢是什么？

葉永青律師：回到剛才對學生的期望，我們至今的優勢在于，第一是充滿熱情；第二是具備綜合能力，成員都能在財稅兩方面跨界理解和解決問題；第三是注重思維能力，自我要求高。

比如最近出版的新書《稅法洞察與實務精析》就是團隊智慧的結晶，它凝聚了我們過去十年的思考與堅持。這背后就有最重要的因素——堅持。十年間，大家在忙碌工作之余還堅持寫文章，這本身就需要巨大的熱情和信念。我們積累的素材足以再出版三四本書，這個過程真切地體現了對稅法的熱情、綜合尋求解決方案的信念，以及長期主義的堅持，這既是我們團隊的優勢，也是我很開心能與他們共事的狀態。

在葉永青律師身上，始終交織著“不安分”的探索欲與“守初心”的專業定力。從注冊會計師到律師，從紅圈所到新平臺，他一次次跨越，卻從未偏離對專業本質的追尋。他相信真正的價值終將融合于深刻的商業理解與規則駕馭之中，也深信稅收法治是一場需要理性構建與耐心詮釋的長路。如今，他懷揣“二次創業”的激情，繼續立于法律與商業的交叉口，探尋更優的答案。他的步履，或許正印證：所有值得奔赴的旅程，皆始于一顆不安分的心，與一份沉得下來的堅守。